台灣經貿談判三難及其解

台灣經貿談判三難及其解

中韓FTA完成談判，美牛爭議再起，台灣對於自由貿易談判之走向以及邊緣化之恐懼再度成為焦點。然而，台灣經貿談判所面臨之困境，並不僅於與韓國之競爭，而係整個對外經貿談判體系之缺乏與不足，涵蓋政治、專業乃至於國人共識之形成。

政治難

國際經貿談判與國際關係息息相關，而因為漢賊不兩立政策之失誤，台灣長久被排除於聯合國體系，在國際上承認台灣之國家亦寥寥可數。因而，台灣在對外經貿談判上所面臨之國際政治困境，乃為國人所熟悉，同時間，亦成為政治人物競租或買辦行為之藉口。政治難並不僅止於國際政治困境，同時間，亦延伸至美國在台灣積極擴展對外經貿關係之尋租行為，此一著例乃係馬英九開始其第二次總統任期後，即積極兌現其競選承諾，開放美牛進口。同時間，亦可見於本次牛雜碎重新定義，以開放進口，民進黨對此議題之沉默。蓋因，2016年總統大選在即。而政治難更可見於政治人物基於政治立場，以對於經貿政策（尤其兩岸經濟整合）作為自己官位或未來職缺之踏腳板，此類政治人物更有如星屬，不勝枚舉。從而，台灣在對外經貿談判上所面臨之困境，除先天之國際政治限制外，亦因美國政府之尋租以及國內政治人物因政治生涯之考量，亦加複雜。

專業難

台灣對外經貿談判的第二個困境在於專業難，亦即，不論文官或民間智庫，不以專業主義自許，而甘為特定政治目標之工具。就文官專業倫理而言，此項具體例證除了前經濟部部長張家祝與杜紫軍對於中韓FTA影響之漫天吹捧，亦可見於馬英九第二任當選後，以台灣對於世界貿易組織之通知屬台灣之經貿開放承諾為由，開放美牛進口。對此明顯昧於事實之說法，國內經貿談判官員無任何一人本於專業與良知，戳破此一國王之新衣。同時，國內財經智庫（例如中華經濟研究院）未能就相關經貿談判之影響作一客觀評估，而甘於政府之附庸，此在兩岸服務貿易協議之例子上，如見一班。因客觀與專業之缺乏，國人對於經貿談判之不信任亦深。

共識難

對於自由化，到底應採取何取向？而自由化帶來之利與弊將由誰分享由誰承擔。對此，馬政府告訴人民的只有「利大於弊」，從未細究利弊如何分配？而在自由貿易談判過程中，政府成為特定產業之俘虜（例如服貿之金融業），而弱勢產業則被犧牲。同時，消費者權利（例如美牛問題）則因集體行為困境，無法在政府決策中被充分代表。最後，自由貿易協定之利益，並未落實於一般普羅大眾，例如，台紐自由貿易協定簽署後，自紐西蘭進口之奶粉並未降價（此或許因進出口商聯合壟斷問題），因自由化之利益無法彰顯，則國人對於自由化更難形成共識。

以透明化與公眾參與為解

國際上目前最最受矚目之巨型FTA，除了TPP之外，另一著例則是美國與歐盟間之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夥伴協定（TTIP）。相對於TPP以秘密談判著名，歐盟在TTIP之談判則以最高層度之透明化與公共參與為特色。其間主要原因在於歐盟居民對於地主國與投資者爭端解決機制之疑慮（ISDS）。從而，歐盟執委會就ISDS展開公共諮商，並對公眾之所提出之意見發表白皮書。同時，歐盟提出之提案或政策立場並全部於網路上公開，以化解民眾之疑慮，藉此凝聚共識。就我國而言，透明與公眾參與可以減少政治人物愚民式之「利大於弊」口號，同時，藉此並可監督文官、釐清政府與民間制度之共生關係（或共犯結構），並可，減少政治人物在對外談判過程中之競租或買辦行為。